2、 若能以其他有效手段加以保障，可能会带来促使办案人员改变依赖口供的心理、促使其改变装备，使中国的侦查进入良性循环。
　　沉默权的引入使得被告人的保持沉默权有了法律依据，从而使得公安侦查人员必须改变依赖口供的心理。由于犯罪嫌疑人沉默，不仅缺少了犯罪嫌疑人口供这种证据，而且还抑制了由此得到证据线索的机会。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为人类造福的同时，也为犯罪提供了便利，在不少犯罪案件中，犯罪人往往以极其狡猾、隐蔽的手段作案，致使办案人员难以以传统方法收集到证据。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始终保持沉默的情况下，要认定他们犯罪，必须靠其他证据定案。众所周知，依据除口供以外的其他证据定案，不仅需要的证据数量多，而且质量高，同时，还必须形成证据链，构成科学的认定有罪的证据体系。要达到这个标准，就不得不积极调配科技人才，配备高精尖设备等以收集大量视听资料、书证、无证等证据。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4条的规定，侦查羁押期限一般为2个月。由于赋予了犯罪嫌疑人沉默权，要在2个月内结案，对于一般案情简单、证据明显的案件，可以侦查终结，但是对那些犯罪手段诡秘甚至是“智能型”的犯罪，如利用传统方法收集证据，是很难奏效的。因此在犯罪嫌疑人沉默并要求在法定期限内查明案情的情况下，我们的侦查人员要破获案件，就必须改变技术装备，提高自身素质，以适应犯罪复杂化的需要。因此，对于沉默权的引入，若能以其他有效手段加以保障，对于中国侦查模式的良性循环有重要的积极促进作用。
　　二、对调整我国公安机关侦讯程式的建议
　　1998年10月15日，我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改《公约》第14条规定：“受刑事追诉的人不得受强迫做不利于自己的证言或强迫认罪。”这预示着：二十一世纪，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尤其是刑事侦查制度，将确立以沉默权为核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保障体制，以权利为本位的沉默权将取代以义务为本位的拒绝回答权。公安机关作为最主要的侦查机关，应当顺应这一历史发展的潮流，不断完善侦讯方式。在此，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一）重新构筑讯问策略模式。
　　侦查人员应当扬弃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教育为核心的引诱式与强制式结合的策略模式，逐渐过渡到同情式讯问法与揭露式讯问法相结合的策略模式。确立鼓励犯罪嫌疑人陈述的机制，使犯罪嫌疑人得以以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供述，使坦白从宽的政策允诺真正落实；“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我们的侦查人员应尝试与犯罪嫌疑人建立感情，以真情去融化犯罪嫌疑人抵触的情绪与反抗的心理。有张有弛，真正把科学的讯问方法应用到实践中去。
　　（二）注意讯问方式的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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