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的规定，婚姻的缔结与解除取决于男女双方的自愿。但在实践中，大多数婚姻都是买卖婚姻，因此彩礼问题就成了离婚问题中的核心。在“高等法院对于赤水县询问买卖婚姻价值款应否没收问题的意见”中，虽然对彩礼问题采取“不干涉、不没收”的办法，但彩礼问题似乎也不受法律的保护，由此导致的离婚引出了许多的社会问题，也引发了法律与社会现实的冲突。绥德司法处在总结材料中指出：
婚姻纠纷是最难处理的一件事，这句话不仅在绥德如此，各地都差不多。这个问题自从三九年政变一直到今天还没有一个正确的处理办法。因为在家未受压迫的女子，一旦得到解放，她们觉得把妇女提高了。于是有些女子因为意见和感情不合等，就提出离婚。本来婚姻问题是一种感情结合，感情既乖即予以判离。但陕北一般婚姻多系旧式的买卖婚姻，一般男子要娶一个女人非花一定的聘礼不可（此话固然不能一概而论），但事实上至少有三分之二的是这样办的。若准其离婚，则男方未免吃亏太大。但有些女子受了娘家的煽惑，毫无理由来离婚，以便再得一此彩礼。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顾及双方才想出一种赔偿办法，此种办法在我们的婚姻暂行条例上并没有规定，但除此之外，想不出比较妥适的办法。因之后来的婚姻案件这样解决得很多。婚姻案件中最难的就是这些案件。我们明确的看法是：女方跳皮，毫无离婚条件，可是她主意很坚决，我们一遇到这样情形就没有很好的办法能叫她回去，仍与男人一起过活，直得等到最后男方也看没有办法了，于是调解离婚。我们认为此种办法是很不对的。（强调为引者所加） …… 在现阶段所发生的婚姻问题大部分是贫苦人的婚姻，一般的女子提出要求离婚，离婚的理由不外因生活困难不给吃穿，就是男方虐待打骂，夫妻意志不合。所以近年来农村中婚姻纠纷太多了。基本上一般女子提出离婚条件不合事实，我们判之不离而女方死不回去，如判离则男方坚不同意，要依我们的
婚姻法规定夫妻感情不合者则离，将此类问题判离，则男方贫苦无力再娶。判不离则女方死不回去，这时政府虽不准离也没有办法使之回去，这是我们处理案件最困难的事实问题。-----关于婚姻条款有些不合之处，在各种情况下，我们对除粒婚姻问题种就采取了一种由女方赔偿男方之损失一项。为了解决问题只得实施这样办法。145
这样的解决办法虽然不符合婚姻自由的法律精神，但这却是一条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办法。因为在当时落后的生活条件下，婚姻并不是一个浪漫的感情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活问题，是一个谋生的问题，是一个经济问题，是一个生物学上的种族繁衍问题。因此，我们的
婚姻法要彻底实施，必然导致一系列的问题。就司法机关而言，首先面临的就是“缠讼”。绥德司法处提供的一个典型的“缠讼”例子就是黄思成的婚姻案。
刘家沟的黄思成一直不从事生产，专门以讨乞为生。其妻刘风亭与民国二十七年以生活无着落为由起诉到政府。当时判准离婚，但由于战事当事人没有接到判决。刘风亭即私自与刘志温同居。黄思成沿街乞讨至民国三十年春将其妻刘风亭寻会绥德。刘风亭因黄思成不能为其提供衣食，遂于同年七月起诉于绥德司法处要求离婚。司法处没有准许离婚，仅仅责令黄思成为其提供衣食。不久黄思成依旧流落乞讨。司法处遂于八月判决离婚。刘风亭经政府登记与刘志温结婚。黄思成不服判决，但也不上诉，一直到刘志温家纠缠不朽。后来又于民国三十一年上诉到延安高院。经判决维持了原判。黄思成不服告到政府，经审委会于民国三十二年三月六日第四号裁定，驳回其申请，复经高院调解不听，后又批令绥德分庭处理。绥德分庭和政府秘书一同到该村，协同地方群众调解。最后，决定黄思成与刘风亭脱离夫妻关系，由刘志温赔偿黄思成衣物等损失，才使得这一案子得到了结。146
这样的例子不仅反映在婚姻问题上，也反映在刑事问题上。新的刑事制度从更本上贯穿了人道主义精神，比如取消了对犯人体罚，犯人在监狱里不仅可学习，而且要讲究为生，每天洗脸一次。正是在这种状况下，“对于小偷偷盗之处理，既废除了肉罚又没有相应的处理办法，而本地的小偷均系多年的惯盗，坐几天禁闭他们又毫不畏惧。因此今年的小偷比往年的较多，而本处亦无很好的办法制裁。近年来有些民众反映说政府的政策太宽大了，主要是对小偷的处理太轻了。又说现在打死人不用顶命，至多坐几年禁闭就对了。这些都是嫌我们的表现。因之，没有法律明确规定是处理案件时的一件最困难事。”正是基于上述问题，绥德县司法处对今后提出的四点意见中，明确要求：“（一）、明确规定法律制度。我们现在急需要建立的就是法律制度，有了法律之遵循又免去了个不一致之判决，则处理案件便利多弊少矣。……（四）、现在
刑法太轻，以后应当加重处理。我们现在的
刑法似乎有点太轻了，如对于谋财害命的人，并没有顶命，只判上几年徒刑就对了，这样引起了对杀人的不畏惧。又如处理小偷盗窃等案，都觉过轻，以后对于以上各种案件对应当从严处理。”1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