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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翻身：权力的组织网络
与国民党从外部植入新精英而推行自上而下的官僚化、保甲制等垂直整合不同，共产党在实现由城市向农村的转移之后，就将社会动员作为国家政权伸入村庄的有效手段，而要实现有效的社会动员，一方面要依赖一个效忠于国家的“赢利型经纪”阶层，另一方面需要有一套有效的动员机制。共产党正是利用阶级斗争不但找到自己的代理人，而且找到了有效的乡村动员机制。
传统中国关于社会阶层的分类一般依据职业身份而划分，就村庄而言，包括在地主、佃农、雇工、自耕农、无业游民等。而共产党提供了划分身份类别的经济标准，即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并且由此发现了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和实现国家解放的途径，即推翻三座大山。因此，共产党在村庄划分地主、富农、中农和贫农就在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中找到了合法性。这套话语(discourse)的转换最终导致了村庄结构的转变。由于阶级观使得村庄在心理产生了两极分化(polatization)，而这种心理上的两极分化所导致的仇恨为阶级斗争提供了可能。正是通过阶级斗争，共产党将农民紧紧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从而使原有的地主、富农等旧式地方精英失去了统治村庄的基础。“被迫失去其农民跟随者，传统的地方精英就无法诸诉暴力抗议——例如就象他们在南京政府统治的十年间(指1927—1937年、——引者)那样——以阻止政府企图实行地籍普查、集中收税、实施减租、登记村庄的武器和消除乡村迷信。”134在打击地主、富农等封建剥削阶级的同时，也将宗教组织、家族组织等传统的“权力的文化网络”皆作为“封建的”和“剥削的”典型而统统扫除掉，135这样就为共产党政权伸入村庄扫清了道路。黄宗智在研究了二十世纪华北和长江三角洲的村庄之后，认为有两种类型的村庄，一种是以长江三角洲为典型的具有强有力的宗族集团和习惯法的村庄，一种是以华北某些村庄为典型的分裂的村庄。而第一种类型的村庄对国家政权的伸入产生了强有力的抵制。因此，要伸入村庄，共产党的策略发生了改变，即将阶级斗争与抗税、打击劣绅恶霸联系在一起。正如黄宗智所言，就第一种村庄而言，“尽管这里的租佃率很高，共产党号召进行一场反‘封建地主阶级’的农村革命却应者寥寥。相反，华北平原的租佃率很低，但农村生活的不安定却使农民较易响应革命的号召”。“共产党组织能够因地制宜，把抗税和保卫家园的号召加进他们的纲领之中，这是华北农村革命运动成功的重要因素”。136
当然，正如Popkin所言，农民是“理性的”，他们具有“一种统一的投资逻辑，它可以适用于市场、村庄、与乡村精英的关系和集体行动”。137正因为如此，农民的利益与共产党的目标有时是不一致的。为了取得广大农民的支持，共产党就得从农民的实际利益出发，将农民组织起来，克服集体行动的障碍，使他们服从于更大的目标。因此，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化运动就与共产党政权的建立紧紧联系在一起。1933年，中共苏区就以“村”为单位成立“劳动互助社”。它不仅是经济组织，也是地方政权组织。村中选出“社员大会”和“组织委员会”，并在“耕田有经济而不自私自利者”中选出主任一名(注意区别国民党对保甲长文化条件的要求)，并配之以现代化的管理手段——会议制度。138正是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土地改革中，共产党逐步建立起基层政权，农会成立了，农民苏维埃成立了，土地法颁布了。但是这些组织并不是从外面强加而来的，而是在乡村社会中至下而上创造出来的新组织，这样的组织之所以能赢得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和忠诚是因为它能给农民带来利益。因此，共产党政府一再强调这样的组织必须从村庄内部产生，“劳动互助的组织，必须建立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防止以任何形式出现的强迫命令”，“对于劳动互助的领导，必须经过群众慎重选择，公举出在群众中有威信、生产积极、有办法的人出头领导”。139
但是，这些组织的产生决不是自发的，而是党组织在其中起作用，或者说党组织控制着这些乡村组织的运作。“我们的乡村干部和党员，要首先参加进去，或者就以党的小组为骨干，组织成‘札工’队，起模范带头作用，并利用这个机会进行群众教育、团结群众。我们的农村支部、乡政府和群众团体的工作同志，一定要把组织群众生产看作自己的工作，是自己工作中最重要的工作。某些同志以为‘这些事群众自己会搞，用不着咱们担心’，这种不正确的观点，一定要严格改正。”140而要克服群众的“小农理性”或“眼前利益”，使其服务于党和国家的目标或利益，除了党组织参与控制群众组织外，更主要的手段是实现群众组织的功能转换，使年轻的生产队长成为“积极分子”而最终吸收到党组织中来。这些新干部既是从村庄内部产生的公认的村庄领袖，又是党的一员。共产党正是利于政党这一新型的、取代旧式科举制的合法化途径实现了村庄与国家的沟通。一个农民、一个土匪，只要忠诚于党和国家，就可以进入国家政权的最高层，因此，国家对新式乡村精英就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正是这一公共领域的全面敞开，共产党政权在乡村社会中的合法性就建立起来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共产党在打击旧的地方精英和传统的“权力的文化网络”的同时，也在塑造新的地方精英，形成新的乡村社会的动员机制，这就是互助组、农业合作社、生产队、民兵组织、贫农协会、妇女协会、儿童团等等正式的、制度化的、符合形式理性的组织体系，由此形成了“权力的组织网络”。传统的“文化网络”如果没有遭到彻底的破坏而存活下来，那它也在权力运作中服从于“组织网络”，而这些“网络”又控制在党的手中。正是依赖用阶级斗争而达致富强的意识形态灌输和这些新式的“权力的组织网络”，共产党政权在伸入村庄时摆脱“国家政权内卷化”的陷井，有效地实现了社会动员、由此完成了从保甲制度以来历代统治者都想实现而未能实现的制度创新：“创造一个忠实于国家的组织，而这一组织又牢固地扎根于自然村之中”。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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