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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杜赞奇所区分的这两种模式仍然具有启发意义。其一，这两种模式的不同似乎暗示了国家政权在伸入村庄实现合法化过程中对村庄社会实施全面管理与实现社会动员之间的紧张。其二，它似乎暗示了两种模式所赖以合法化的乡村地方精英有某种差别。“山西模式”中是一些传统的地方精英，如绅士、家长和地方名流等，而“直隶模式”或许是一些传统精英之外的新式地方精英?在这一点上杜氏并没有提供更多的线索。当然我们的问题也不是研究直隶模式，只是想指出依赖乡村社会中两种不同的精英而实现国家政权合法化正是理解国民党和共产党在争成夺乡村中最终成败的关键所在。国民党试图从外部将自己的代理人植入村庄而未能成功，只得依赖旧式精英统治村庄。相反，共产党在村庄内部有效地培植了自己的代理人而实现了政权合法化建设。
(二)保甲制与国家政权内卷化
在晚清新政以来国家政权建设的基础上，国民党采取了使地方政权正规化的方式将国家政权建立在乡上。从此“乡”(区)就成了沟通国家与乡村社会的中介。从法律上讲，“区”属自治单位，但是国家权力通过各种途径对其加以控制。1929年的《区自治实施法》中对区长侯选人的条件作了严格规定，尤其注重于学历和对国民党的忠实。120由于乡村社会中具备这些条件的人非常少，结果区长人选仅由省政府召集一批年纪甚轻、大抵刚从中学毕业的青年加以短期训练，训练完毕后就派充区长，结果无法起到国家与乡村的纽带作用。121与此同时，区长的薪水不足消费，恣意摊款就在所难免。“国家政权的向下延伸只实现了下层机构的半官僚化。”122
正是由于区不足以承担国家控乡村社会的中介，1931年国民党放弃地方自治(虽然是扭曲的“自治。)而直接推行保甲制(后来又发展为新县制)，将国家权力直接伸入村庄。从文字资料看，乡保甲长的产生途径虽各地不一，大体上为“甲长由共所辖各户代表或户长选举产生，保长归甲长们选，保长聚集在一块推定联保主任和乡长”。123国民党政府虽然无法将乡保甲长彻底官僚化，但却想尽一切办法加以控制，其中一个办法就是举办乡保甲长训练班，进行意识形态灌输，124使乡保甲长成为国家政权的代言人，而不是乡村社会的代言人，用杜赞奇的话说就是将他们塑造为“赢利型经纪”，而不是“保护型经纪”。125另一个办法就是在法律上确定乡保甲长人选的资格，通过资格的限定而将保甲长掌握在国家手中。126此外还采用联保、联甲、联户与连坐的方式加强对乡村的控制。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国民党政权力图伸入乡村时，并不是简单地依赖旧式的乡村精英，而是重塑一个新式的精英阶层，这个阶层受过新式的教育，因而对新政权更具有向心力。但这种官僚化、理性化的的“垂直整合”(verticalintegration)未能实现社会动员，即没有实现乡村社会的积极参与。乡村社会动员依赖于乡村精英的努力，当国民党通过外部植入新式精英而打击旧式乡村精英时，它实际上摧毁了原有的社会动员机制，即“权力的文化网络”。127而植入乡村的新式精英又无法建立起新的社会动员的机制，无法调动乡村社会积极参与到国家政权建设之中。这样，乡村社会事实上仍然掌握在旧式精英手中，国民党只得依赖他们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控制。128
事实上，当国民党政权关注于“垂直整合”时，它忘记了现代社会实现社会动员之“平行整合”(horizontalintegration)的有效机制——政党.由于国民党最初是城市资产阶级的政党，所以党的基层组织基本上由共产党和左派势力控制。1927年清党后，国民党在基层陷入真空状态。加之国民党对党员的要求过分关注于教育程度，这种精英化倾向使得党的基层组织难以在乡村社会建立。另外，由于过分强调官僚体制的作用，而使军队、行政机构凌驾于党之上，党不得干涉官僚体制，从而对基层行政失去了控制。尤其是抗战后的地理转移，使得国民党的地理分布发生了变化，原有的基层组织被摧毁，而新吸收的党员亦以政府职业官僚和地主、乡伸居多。加之党的纪律松弛，无法克服其腐败堕落，使党组织无法伸入乡村社会，129因而也无法实现有效的社会动员。正是由于无法实现有效的乡村社会动员，才出现所谓的“国家政权内卷化”。130尤其是国民党新植入的精英阶层无法作为沟通国家与乡村的中介，使得土豪劣绅和恶霸充斥其间，“当赢利型经纪的再生阻碍了国家机构的合理化，这表明国家政权的内卷化达到了极点，它预示着国家权力的延伸只能意味着社会的进一步被压榨和破产。”131这样，国民党无法在乡村社会里建立起合法性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了。
杜赞奇提出的“国家权力内卷化”事实上表明了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政权建设本身陷入二律背反的困境中。一方面，为了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为了实现对社会经济的全面改造，国家必然依赖政权建设而将权力伸入村庄，控制村庄的资源而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必然要求国家与社会的沟通中介是赢利型的而不是保护型的，也就是说，国家必须依赖作为自己代理人的新式精英来沟通国家与社会，以取代作为乡村利益代表的旧式绅士或乡村精英，这必然摧毁了传统的“权力的文化网络”，而使代表国家的新式精英在乡村社会中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由此导致了“国家政权内卷化”。另一方面，如果不是重塑新的精英阶层作为国家的代理人，而是利用旧的地方精英和已有的“权力的文化网络”的话，那么国家不可被有效地控制乡村资源来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正如孔飞力所言：“把乡村地方自治交给原有的地方精英来做的话，就等于将乡村社会交由他们去自由处置，于是转向纯粹的官僚化解决办法就不可避免了。但是一个建立在社会动员之上的新的地方制度，而不是一个单单强化的官僚制，从根本上可能面临同样的问题。既有社会基础又实行国家控制的政治权力不可能通过现存的社会关系中产生出来。”132这种矛盾或二律背反正是“官僚化”与“政治参与”、“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合理化”与“动员”、“垂直整合”与“水平整合”之间的矛盾。133而化解这种矛盾的途径也许就在于探寻作为国家政权代理的新式精英能够实现社会动员的机制，即一种取代传统乡村精英所依赖的“权力的文化网络”的新式的权力运作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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