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剧场是一个间隔的、不透明的空间，——　一个规限的空间。剧场建筑的“墙体”分割出“剧场之内”和“剧场之外”，阻隔了剧场内外的活动的直接交流。在此，建筑空间的界限本身即含有秩序的意义，它要求人们在“剧场之内”活动时必须遵守已经预设的制度、规范和程序，例如人们必须依照次序进出剧场，按照规定的方式选择各自的“座位”，不得在剧场内随意地喧哗，等等。此外，剧场也严格规划出“舞台”与“看台”（观众席）之间的距离界限和区域界限。“演员”与“观众”的角色与活动也完全地分离：演员在舞台表演，观众在看台观赏，两者的角色与活动不能互换[22]　。在法庭内进行的司法活动，也具有完全相似的特点：（a）法庭既阻隔了庭审活动与庭外活动，也限定“诉讼参与人”与一般的“旁听人”之间的角色及活动的界限，以防止法庭之外和之内的各种“嘈杂的声音”对庭审活动可能造成的干扰；（b）象舞台表演一样，庭审活动也是由法官、检察官、律师和当事人等参与角色表演的活动[23]　，这种表演也是按照一定的程序（程式）进行的，由“序幕”、“高潮”和“尾声”诸部组成[24]　。不过，他们所演绎的，不是由编剧们虚构的情节，而是（或者说应当是）案件“事实”发生的真实过程。[25]　
　　就其本质言，司法的剧场化仅仅是人类“文明的法律制度”下的产物，它构成了这种制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作为另一种司法活动方式，司法的剧场化对于现代法治的制度、精神和习惯的形成具有内在的潜移默化的影响：（1）内化人们的理性精神和品质。任何表演都可能激活人们的感性，但在法庭内的司法却可能要求人们（无论是旁听人，还是法官）对自己的感性有适度的抑制（节制），愤怒或狂喜是不适宜在法庭之内展现的。通过司法的剧场化孕育和培养的客观、冷静的理性精神和品质，是现代法治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2）凸现程序和秩序观念。规划活动区域的建筑空间能够训练人们遵守程序和秩序：在法庭之内的任何违反程序和规则的行为，都会受到来自法官或普通旁听人的警告或谴责，而对法庭的侮辱和藐视甚至可能构成犯罪（藐视法庭罪，contempt　of　court），受到刑罚的制裁。法庭空间型塑了程序和秩序，程序和秩序又充实了法庭空间的符号意义。而每一个出入法庭的人都在参与的庭审活动的同时接受程序和秩序的陶冶，又用自己的言行把程序和秩序的理念传播给那些尚未经受同样训练的人们。衡量一个国家法治的程序和秩序的硬度，固然要看它的制度规定是否周延，是否具有安定性，但人民对程序与秩序的依赖和自觉遵守的习惯的形成，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参照系数。（3）促成法律活动的技术化和专门化，增强法律的神圣性和权威性。法庭活动作为一种“剧场表演”，它之所以区别于“广场表演”，就在于明确划定了“表演”（庭审）与“观看”（旁听）的角色和活动界限，旁听人不经允许不得以任何形体动作或语言来改变自己的角色，积极影响或实际参与庭审的过程。从法官的角色而言，他们与法庭之外和法庭之内的人保持适度的空间距离，一方面可以使其免受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或其他情绪性社会因素的影响，以便能够运用法律的手段、“以法律的立场和姿态”来处理和应对复杂的社会冲突和矛盾；另一方面，也由于这样的阻隔而强化法官职业和法律本身的神圣性和权威性，使一般的民众普遍形成对法律的敬仰和尊重。而且，法官是以“法律表演者”（演员）的身份出场的，他们的服饰（法衣）、姿态和言行代表着法律符号的象征意义，因此他们演示法律之技艺（技术）的高低，将直接影响“旁听人”对法律的感性认知。在司法剧场化的背景之下，提高法官及其他法律人的活动的技术化和专业化程度，就显得愈加重要。而现代法治也愈来愈多地依赖法律活动的专业化和技术化。或者说，现代法治本质上就是一种高度技术化的或要求高度技术化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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