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像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一样，中国的大众文化和法治的演进也表现为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不管承认与否，它们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象。在此意义上，社会生活和文化的大众化与制度的法治化，确实存在着相互启动的关系。一方面，大众文化
作为一种“内在的、默默起作用的力量”正塑造着国人积极进取、勇于创造、批判—参与的精神，权利和自由意识，平等和效率的观念，以及宽容与开放的心态，等等。这些精神的转型，将推进中国的法治化。另一方面，中国的法治化（法制现代化）和为一种有价值导向、有目的的活动过程，也将以其制度的力量和它的精神、原则的指引，反过来影响大众社会的生活和文化，使之朝着法治所预设的目标健康发展。因此，中国的法治化，已经而且注定是要与大众化进程相伴随，共同经历一个历时形态。这是20世纪末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条件所给予它的一个特殊的历史定位。
然而，应当看到，中国的现代化之“时间叠合”的性质，似乎隐藏着某种不确定性和引发不规则的社会震荡的可能性。它意味着：中国的社会转型，像其他非西方后发展国家的社会转型一样，面临着深层的文化—价值的冲突、发展与代价的矛盾、总体性进步与
局部性退化的困境等等难以回避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大众文化的勃兴及其对中国现有的思想一文化均衡结构的冲击，就是这些矛盾、冲突和困境的直接表现。面对此一现象，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学者们的反应看起来是一片惊慌，甚至遭受到百年来从未有过的危机感。[19] 一时间，“理想主义的幻灭”、“信仰危机”、“道德滑坡”、“道德失范”、“道德沦丧”等等议论纷纭而至。有人把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文化（社会思潮）的主要特征概括为“没有标准的选择的生命中不堪忍受之轻的存在主义的焦虑”。其表现为：两极对立的消解；英雄主义时代的隐退；高层精英文化的失落；理性主义权威的弱化；人类精神家园的困惑。[20] 在法学界，法学家们对当前“社会风气不正”、“贪污腐败”、“犯罪率居高不下”、“黄毒泛滥”、“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诸现象也表示出相同的忧虑，其反思与对策之论频频见诸报刊，构成法学之热门话题。
在此背景之下，《中国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战略决策，以及中国共产党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
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可谓是及时而又深谋远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