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现代经济学的另一个特征,经济体系的其它方面更易受到忽略。这个特征就是分析的日趋抽象。它似乎无需现实经济体系的详细知识,或者无论如何,它致力于排除这种知识的理论进展。霍曼斯都和蒂罗尔在最近出版的《产业组织手册》中的“企业理论”这篇63页的论文的结尾中总结说,“现在在这个领域中,事实/理论的比率是很低的”(3)。皮尔兹曼对这本手册写了一篇尖刻的评论,他指出在其中有多少讨论是没有实验基础的理论(4)。被研究的东西是经济学家心目中的、而不是现实中的体系。我曾称之为“黑板经济学”。企业和市场似乎都有名无实。在主流经济理论中的企业曾经常被描述为一个“黑箱”。现在也是这样。在已知在现代经济体系中大多数资源是在企业内使用的,如何使用这些资源取决于行政决策而不直接取决于市场运行的情况下,这样的看法是相当离奇的。从而,经济体系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些组织(当然尤其是现代公司)是如何处理它们的业务的。更令人惊奇的是,在关注定价体系时,竟忽略了市场,或更专门地讲,忽略了制约交换过程的制度安排。由于这些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产什么,我们现有的理论是很不完善的。所有这些就是变革的开始,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我很高兴扮演了我的角色。最近在东欧发生的事件使得将这类制度因素结合到主流经济学中的价值更为明显了。人们建议这些前共产主义国家转变为市场经济,它们的领导人也希望这样做,但如果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经济有更多的了解,我们或许会给他们提出更好的建议。
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嘉奖的两篇论文中,我所作的努力就是试图弥合这些裂缝,或者更准确地指出,如果这些裂缝最终会被弥合我们应该前进的方向。让我从“企业的性质”开始。1929年,我作为一个学生进了伦敦经济学院攻读商业学士学位,专门学习产业集团。这个专业被认为是为希望成为经理的人们设计的,一个我个人不太适合的职业选择。然而,在1931年,我走了大运。阿诺德.波兰特在1930年被指定为商业教授。我在1931年时开始参加他的讲座,这时是我参加期末考试前的大约五个月。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他引用了阿瑟.赛尔特爵士的话,“正常的经济体系自行运转”。他并且解释了一个由价格协调的经济体系是如何导致消费者评价最高的物品和服务的生产的。在受到波兰特讲学的启迪之前,我关于经济如何运转的观念是极为模糊的。在波兰特的讲座之后,我对经济体系有了坚实而明确的看法。他给我介绍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由于我还在高中时就着手了大学一年级的功课,我努力用两年的时间完成学士学位所需的课程。然而,大学的规则要求在获得学位之前要有三年的住校时间,所以我有一年的空闲时间。这时我又交了另一个好运。我获得了伦敦大学的卡斯尔旅行奖学金。我决定到美国去一年,这被视为在伦敦经济学院住校一年,大学的规则多少被宽泛的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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