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解约权”在第２个案例中也得到了适用，在这个１９８８年的案件中，Ｘ与ｙ１－－ｙ５共五个保险公司签订生命保险合同，每一个的金额都很高。他与其朋友合谋，让他们撞自己的车，这就是意外伤害保险事故，Ｘ自称自己的脖子很疼，到医院治疗，请求保险公司支付住院及治疗费。依照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的规定，在住院的情况下，保险人每天都要支付２万日元的保险金（大于其上班的工资）。裁判官也没有适用的法律条款，于是采用了“特别解除权”，在判决中法官解释到：
保险合同是一种长期，继续性的合同，双方会有长期的交往，双方之间有一种信赖关系：并基于比信赖关系合同得以维持，这种事件破坏了这种信赖关系，所以可以赋予公司这种特别解除权。
这些道德危险事件在现行法律无具体的条文可以依据，当发生这些问题时，只好从订立合同时最基本的原则、原理来解决。
案例３中，投保人与被保险人都是Ａ，受益人是Ｘ１。Ｘ１的哥哥是黑社会成员，经常让别人加入保险，然后杀掉他们取得保险金。Ｘ１与其哥哥合谋想杀了Ａ。Ａ死于交通事故，虽然法院无明确证据证明和判定是Ａ与Ｘ１，但保险人认为很有可能是Ａ与Ｘ１合谋制造保险事故，因此保险公司不想支付。裁判官依民法上的“错误”（缔约过失），保险公司在订立合同时对Ｘ１有认识错误，对其它的行为并不知道，合同无效（保险公司错误的意思表示）
在案例４里Ａ的事业很不顺，但和保险公司ｙ１、ｙ２签订高额的灾害保合，依合同若其遇到意外事故死亡，保险公司要支付（７亿３６００万日元）。Ａ到菲律宾马尼拉市（以治安恶劣出名）雇佣了职业杀手杀死自己，要求“用尽可能不很疼的方法并在可以立即发现尸体的地方把自己杀掉”，不久Ａ被发现头部中枪死掉，但谁杀的，何时杀的情况都无人知道，后有人证实了Ａ雇佣杀手的事，雇杀手与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无法证明，裁判官援引了财产保险中“危险显著增加”的理论，这是一种牵强的作法，学者都认为该理论不能用于人身保险，本案例中，裁判官第一次将此理论适用到人身保险中，他解释：在Ａ向职业杀手委托时，危险显著增加了。
以上介绍的事件中，裁判官引用各种理论来解决问题，甚至引用
保险法以外的理论，现最流行的两种方法是：
第一种方法在５、６两案中被采用，即违反公序良俗原则的适用：
案例Ｘ２是一个公司，Ｘ１是董事长，与一保险公司签订意外伤害保险合同，同时与其他保险公司一共签订了１１个生命保险合同，金额达到１５亿６０００万元，每年支付的保险费达到１２５４万元，Ｘ发生交通事故后下肢瘫痪麻痹，按合同规定，这种程序的伤害只支付一半保险金。裁判所怀疑他有不正当取得保险金的目的，Ｘ２在合同订立时经济状况已经很不好，在此情况下还要支付巨额保费，这是很可疑的，违反了公序良俗原则，“公序良俗”原则是民法上的原理，与
保险法是没有关系的，引用这个原则是很奇怪的解释：本来没有能力支付巨额保费，仍要签订合同，是违反公共道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