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而言之，个人和私人企业只有机会购买股票，而没有机会发行股票或者控制一个已经上市的公司。当然，在90年代末，情况略有改善，一些上市公司连续两年亏损而被列入ST公司，私人企业通过收购ST而得以间接上市。 在承认市场机制的前提下，强调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是表示一种确信，确信国有经济能够承受市场竞争而立于不败之地。既然如此，就应当允许私人企业有均等的机会和国有企业竞争。在市场经济下，主导地位应当是平等竞争的结果，而不是政府分配资源的结果。因此，我认为，当务之急是对个人和私人企业开放股票发行市场，让投资者自己在国企和私人企业之间进行选择。
4．0．过分的法律管制
4．1．组建程序的复杂性和设立公司的难度
现在，设立一个公司要经过立项审查、经营范围的事先审核、新技术验证、名称预先核准登记、非实物出资的评估、验资、提交办公场所使用证明等等程序。如果设立股份上市公司、证券公司、投资公司或者房地产开发公司，程序就更为复杂。我国法律规定的最低资本额大大超过发达国家，股份公司的最低资本额是1，000万元、上市公司的最低资本额是5，000万元，综合性证券公司的最低资本额高达5亿元......不仅如此，公司的注册资本必须是公司成立时已经到帐的实收股本。在这样的制度下，创业合法化的成本大大增加了，那些有能力而没有钱的人几乎没有机会崭露头角。比尔.盖次在创建微软公司的时候只有几十美元, 如果美国各州的
公司法规定象我们一样复杂的程序和高额的最低资本，美国今天就不会有微软，美国人通过高科技而获得的财富、就业机会就是一个至今无法实现的梦想。当法律管制扼杀一个伟大创意的时候，它实际上是断送了几代人才能遇见一次的发财机会。
4．2．中介机构的角色
在现有制度下，发行股票、配股、增发新股和并购上市公司都必须借助“中介机构”才能取得申请资格。要化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元钱去聘请那些取得特许资格的承销商、评估机构、律师、会计师等等。但是，在政府分配发行配额、审批配股和新股发行的前提下，“中介机构”究竟能起什么作用？发行资格是政府在分配发行配额时确定的，国企的出资和定价是主管部门和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批准的，“中介机构”根本无从审查政府决定的合法性。“中介机构”和发行人或者股份公司之间是受托人和客户的关系，是客户花钱聘请“中介机构”去证明交易的合法性，没有一个“中介机构”能够抵制金钱的诱惑而拒绝出局这样的证明。因此，中介机构介入的唯一意义是政府为一些人制造商业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