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者：英美等国有判例汇编制度，这样，法官对具体案件的处理以及司法一致性便有了依托；而这是概括、抽象的法典无法达到的效果，那么，在法典化的大陆法国家，法律是如何实现统一的？
贺：的确，我们的传统中缺少这种依托；有时我会想，法典化国家不可能实现司法统一。这个观点是否极端？不同法律职业的人从不同角度研究判例，确定出相似点，从而决定可否适用；同时，法律教育中的判例汇编有助于认知具体个案中法律是如何适用的。表面上看，判例法下，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很大，其实，判例法是最细致入微地约束人的制度。法典化国家呢？要是执业者有同样的教育背景、同样的理念、同样的语言规则，他们的理解可能会本能地趋向一致；也许，法典化国只能更多地以此为依托来实现知识、法律的统一，而无法凭借具体的司法决策过程（即判例）来解决。“中国不能采取判例法”在中国是普遍观点，为什么？许多结论似乎是不容质疑的，这合理吗？比如，“中国不能废除死刑”的观点从不给出令人信服的论证，没有调查，只凭感觉。还有一个问题，法律职业共同体是否能真正朝向一个方向，我觉得是当然的；因为法治与每个成员的利益密切相关，法治不成，对谁都没有好处。我们要考虑司法产品的质量；如果不好，人们可以不买，这个约束因素也要建立在合理的制度构建上。北大要成为一流大学，就要有一流的学生和教授，否则对谁都没有好处，但是我们还是无法控制办学办班的泛滥，其结果可能会倒了北大的“招牌”。如何使我们的事业更长久？我国没有诸如授勋制之类的激励机制去鼓励热情持续下去。
问者：《
立法法》能实现法治吗？
贺：不能，虽然它很重要，但听研究过的人说，它没有解决任何问题，比如：第一，如何改善立法产品的质量。第二，如何落实新立法。第三，立法监督。中国法律常常妥协到让谁都觉得无意义的地步。就像《
法官法》，先是规定“国家对法官实行优厚待遇”，后来成了“法官的工资高于公务员”，再后来改成“不低于公务员”最后干脆取消了这个规定，搞了一个最不符合法官职业特征的“四等十二级制”。立法的作用让人怀疑。
问者：审判四人帮是有违法治原则的，但他们又是应受惩罚的，那么，能在法律之外找到其他规则而又不违反法治吗？
贺：审判四人帮是政治行为，不是法律行为，个案有时不能代表一切。因为当时我们不能追究毛主席，他是伟大领袖；包括纽伦堡审判也存在这个问题。准则该有例外吗？例外按什么规则处罚？是自然法，还是象帕尔默案件一样，依据普通法谚语“任何人不得从自己的恶行中获益”来判决？人们在特定时代及语境下能否达成一致，认为某人行为应受惩罚，而且进行惩罚不是对法治的破坏，反而符合人的价值和尊严？会找到这样的法律之外的准则吗？对比，法理学上曾有论争：德沃金、哈特、庞德就一度研究过帕尔默案，希望能找到一种不违反法治而又灵活的方法。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只能讨论到这儿了。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