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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大的是信息技术的生产、开发和提供。提供分为硬件技术和软件技术，现在信息技术的硬件生产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欧、美、日），也逐渐有一些部分开始转移到中等发达经济（韩、台、马）。这种分布的道理还是不同国家在生产要素上的比较优势，在研制硬件上需要极大的资本投入。９８年科研投入，康柏是４５亿美元，诺基亚４２亿美元……不发达国家则从事组装业务。
在亚洲，韩、台被认为是产业转型的成功经济。９７年，台机电基本上是替国外组装，而韩三星电子全力发展高精尖产品。技术等级上，台机电不如三星公司，但９７年前者营业额１５亿美元，利润率４０％；三星营业额１３０亿美元利润率仅１５％。在投资上前者也远为乐观。可见，虽然其技术等级低，但资金回报率高，资金积累很多，三星只好靠大量借款维持。这是一个缩影，台积电充分利用了比较优势，产业和技术升级方便；三星是标准的大公司赶超模式，向国内银行、国际市场借贷，资产负债率极高（韩国平均为３５０％，有的高达１２００％），因此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打击殊大，而台湾９７—９８年经济仍保持增长，这完全得益于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
由此可见，对于信息产业，我们在硬件产业上不能急躁、并轨、赶超。美国大公司一年投资科研２０—５０亿美元，而我国９８年大中型企业的科研ＩＮＤ上投资总和仅为５３０亿人民币，９８年政府财政预算不过４８００亿人民币，只相当于美国２０家最大企业ＩＮＤ投资之和。这种资金密集型的产业，我们消耗不起。即使与他们花同样多的钱，缺乏经验和积累，成功机率也更小。在硬件发展上，我们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密集型，我们应借此积累资金。
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将永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用动态的角度来看，发达国家资金丰富、劳动力昂贵，美国在电脑组装上不会竞争过我们。一个国家产业结构的选择，是看其资本与劳动力、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在秉赋上的比较优势。目前，我们应充分利用优势，加快资金积累以促使将来的产业升级。而我们是否能创造比发达国家更快的积累和发展速度，关键看技术的变迁。
对于发达国家，投资科研成功率仅有１０％—５％。成功之后，技术进步对整个社会也只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发展中国家可以靠引带动进技术进步。这样，两者资本积累速度优劣就很明显了。９８年美国全社会资本积累为负值，我国则为３０％以上。预计２０—３０年，可以赶上美国的水平，这也是战后日本尝试过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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