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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帕累托最优购并空间
假定最优购并决策等价于最大化控制权收益和货币收益两部分收益之和的决策。
帕累托最优购并区间取决于（B＋R）与（b1+b2+r1+r2）之间的关系。如果B＋R≥b1+b2+r1+r2，购并应该发生；反之，则购并不应该发生。
定义Δ＝R－（r1+r2）为购并带来的净货币剩余，当只有购并带来的净货币剩余大于净控制权收益损失时， Δ＝R－（r1+r2）≥（b1+b2）－B≥0，购并才会发生。
六、交易的“症结”
（一）二级市场收益：控制权的衍生产品
购并是否发生，不仅取决于购并带来的控制权收益和货币收益如何变化，而且取决于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制度安排，以及购并中受益方对受损方的补偿机制。
在交易双方的目标函数中，不仅仅有控制权收益和货币收益，而且还有二级市场收益，即购并交易的参与者“借题发挥”炒作上市公司股票而带来的“暴利”。这种收益实际上是控制权衍生出的一种收益。
政府官员也是“经济人”，其关心的也只是自己的收益最大化特别是控制权收益最大化
（二）上市公司：向国有企业“复归”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呈现“超稳定状态”（国有股过度集中）和“不稳定状态”（流通股过于分散）的双重特征，而问题的根源则在于国有股的过度集中且缺乏相应的“退出机制”。
实质上的控制权和绝大部分的剩余索取权都集中于国有大股东一身，因而其产生的控制权收益和货币收益也都主要归于国有大股东。
国有股的过度集中且不可流通具有“路径依赖性”（Path Dependence）。这种路径依赖的状态如果任其按照自增强机制演进下去，势必“锁定”（Lock-in）在某种“恶性循环”的状态下难以自拨。
七、交易机制的优化
（一）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优化：“股本再设计”
股本再设计的目标：旨在寻求股权稳定性与流动性的“兼容”或“均衡”，而这样一种相互制衡的股权结构正是规范公司治理结构的产权基础。
股本再设计的基本思路：一“收”一“扩”，一“退”一“进”，即收缩和变现国有股，寻求国有股的市场退出机制；同时扩充和增加流通股比例，寻求机构投资者的市场进入机制。
股本再设计的多元路径：国有股回购、发行可交换债券变现国家股、配股、增发、发行可转换债券、将国家股转为优先股、股权转让。
（二）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优化：“重构董事会”
激励动态化、长期化：引入经理股票期权制度，完善董事会报酬机制
约束市场化、多元化：引入独立董事，增强董事会的独立性领导；建立董事会的自我评价体系和市场评价体系；控制权市场的培育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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